“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称‘两山论’)的指引下，余村从过去炸山开矿造成‘山是秃头光、水成酱油汤’，到现在变成了‘人在余村走、就是画中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月5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一场“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分享了关于余村的故事。

余村是“两山论”的发源地。余村的巨变，也引发过关于发展生态经济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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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6月施行的《中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到“国家鼓励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等”，到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浙江省乡村旅游促进办法》，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乡村旅游这一新业态。

云南昭通学院党委书记陈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应该充分发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这就必须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可以说，乡村旅游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催生的战略机遇。

生态经济成为共识

余村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前是“靠山吃山”，当地是安吉县最大的石灰岩开采区，然而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生态环境却付出了沉重代价。后来，在“两山论”的指引下，余村做出关停矿山、走生态发展之路的决定。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2022年，余村集体经济达到13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4863元。

汪玉成称，进入新时代，余村联动周边3个乡镇17个村一起共同打造高能级、现代化、国际范儿的“大余村”。同四川、新疆等省份9个村结成对子，共谋发展。特别是现在还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新青年行动，成立国内首个乡村品牌实验室，创新开展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

由于在国内率先发展生态旅游，安吉县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发展，成为浙江省北部一个极具发展特色的生态县。当地的绿水青山吸引了一大批城市消费群体，尤其是上海人。

正因为尝到了生态经济的甜头，安吉县格外重视发展乡村旅游业。针对“养”上海人的言论，浙江省现代农业促进会副会长、杭州知农智库负责人成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对江浙沪旅游业来说，早就成为多年来的行业共识，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前，乡村旅游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正在南方沿海省市全境、内地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周边快速发展。成军称，到农村旅游，亲近大自然，这几乎是一种人类本能。城市消费群体对乡村旅游的需求，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真实存在的。乡村已经成为新的消费场景，“现在旅游从业人员正在抓紧抢资源，唯恐自己出局。”他说。

其实，如果将视野放大，从全国乃至全世界来看，这也具有普适意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首席专家黄祖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方面是对休闲、旅游、康养等方面有着强劲需求的城市高收入群体。一方面是适合去休闲旅游的乡村，比如有真正的绿水青山、明显的季节优势和景观特色；再比如离大城市近，且交通条件、人居环境等配套较好。

对比国内外，“养人”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是各国发展阶段不同，有先有后而已。在国际上，20世纪20~30年代，美英等发达国家就已开始探索乡村振兴；上世纪70年代前后，发达国家进入了乡村振兴的活跃期。

以日本为例，乡村旅游的兴起，离不开40多年的大规模乡村建设。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推动新农村运动，修整农村基础建设；到60年代，开展第二轮大规模乡村基建，这期间乡村面貌大为改观，生活设施也趋于完善；进入70年代，继续强化乡村基建，很多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和面貌已不亚于城市水准；到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巅峰时期，中产阶层群体的壮大，催生了巨大的乡村休闲需求。于是，在官方一系列乡村旅游政策的引导下，生态游、体验农场等旅游新业态不断涌现，体现了工业化后期中产阶层需求转向的规律。

进入21世纪，日本成立农村振兴局，专门负责乡村振兴相关事务。2009年，实行地方振兴协力队制度，助力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乡村振兴探索与实践，日本农业实现了升级，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收入大幅上涨。

成军提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不少日本大学毕业生不是选择先就业，而是先下乡锻炼；不少退休人士不是选择享受生活，而是下乡务农；不少创业者不是选择进入创业园，而是下乡创办新业态。这使得日本农村，虽然也免不了乡村常住人口的不断流失，但流动人口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工匠精神、传统文化也得以传承。

他说，以熊本县五木村为例，虽然远离城市、没有奇山异水、几无耕地、原住民不足千人，由于实施了一批小投入的乡村旅游业态，以及将农产品品牌化，每年接待约16万人次的专程游客和过往游客。为满足这些游客的需求，五木村还形成了以林木、山货为特色的小型加工业集群。

“养城里人”的战略意义

安吉县的发展，是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缩影。2002年，浙江农民有了钱，纷纷盖起小别墅，然而“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2003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启动，以消灭“垃圾村”为核心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现代文明向农村延伸、覆盖和辐射，以此来促进城乡一体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钱文荣称，浙江省用行动证明“未来乡村”是一种“隐形城市化”。

从发展阶段来看，参照国外经验，中国也逐渐迎来了乡村旅游井喷式发展。

这背后是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根本转型。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2022年达到65.22%。与此同时，农业GDP占全部GDP比重已下降到7%左右。

陈红表示，当前乡村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正在逐渐凸显，乡村正成为基于城乡融合的新经济发展空间。直接来讲，“养城里人”就是以乡村旅游这种新业态承接城市人外溢的旅游需求。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不论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还是考虑到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及由此撬动的投资、消费，都具有战略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央一号文件的支持下，地方政府已相继发行乡村振兴专项债。陈红认为，参照国外发展经验，尤其是日本，通过几十年来对乡村的巨额投资，为其迅速迈向发达国家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如今高度重视乡村振兴，通过专项债等形式，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就是要补齐“三农”短板。

针对国内的乡村旅游现状，成军称，对比发达国家，中国仍有四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

具体来说：一、在部分地区，由于经验不足，致使不少投资没有成为“旅游产品”，形象工程、无效投资较多，税源培育不足，一些基层单位债务负担较重；二、地域文化挖掘利用得还不够充分，致使记忆点、独特性不足，同质化程度偏高；三、农业生产还没有充分参与到乡村旅游当中，致使乡村旅游纵深不足，体验性、参与性不够，客流优势没有充分转化为农产品品牌、区域公用品牌的优势；四、乡村旅游与加工制造、文化创意等产业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城乡相互融合、相互带动的格局还有待进一步形成。

在黄祖辉看来，中国的乡村旅游，当前仍然主要以短期休闲旅游为目的，而非长期在农村居住。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目前农村还不完全具备能让城市居民在农村长期定居的公共服务体系、产权交易制度，以及基础设施、就业条件等。

比如，我国农村集体的产权与权益享有者具有成员身份性，目前这些权益仅使用权或经营权可对外转让，农民宅基地及其住房只能出租，而不能出售。此外，农村土地还具有严格的用途管制，这些制度都对长期“养城里人”形成屏障。

他认为，要破解这些制度障碍，就要加快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破解城乡二元制度，消解农村集体“户籍”制度，将农民的身份权转变为可交易的契约权，并逐步实现村集体的“政社分离”等。

除此以外，要想持续“养城里人”，更是离不开乡村经营性人才。

为破解乡村经营性人才匮乏难题，昭通学院成立全国首家“乡村CEO学院”。乡村CEO，即“农业经理人”。这一新职业已于2019年由人社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在2023年全国两会各民主党派提案中，台盟中央在提案中指出，我国农业职业经理人已有290万人，预测未来5年全国农业职业经理人仍有150万人的需求缺口。

陈红称，乡村经营性人才，尤其是具有企业家精神，并拥有经营村庄理念的综合性人才，正是当前乡村振兴最需要又最紧缺的。因此，加快培育新型农业职业经理人势在必行。今后，“乡村CEO学院”不论是招收人才，还是输出人才，都是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希望既为国内的乡村振兴培养人才，同时也能向国际输出乡村振兴的“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